對于污水處理廠成了主要污染源，5月21日，環保組織綠色和平聯合南京大學（溧水）生態環境研究院共同發布的《中國工業園區污水處理管理研究》報告指出，國內污水處理廠面臨基礎設施建設不足、排放標準體系不完善、污水處理多頭管理等三大難題。

      “2018年全年，在全國因嚴重超標被處罰的重點排污單位中，56%的都是污水處理廠。”這組近日由生態環境部發布的數據顯示，專事污水處理的“治污專業戶”，竟然成了超標排污的“主力軍”。

       對于污水處理廠成了主要污染源，5月21日，環保組織綠色和平聯合南京大學（溧水）生態環境研究院共同發布的《中國工業園區污水處理管理研究》報告指出，國內污水處理廠面臨基礎設施建設不足、排放標準體系不完善、污水處理多頭管理等三大難題。

       為何原本應為污水處理后一道防線的污水處理廠反致污？上述報告給出了引入社會資本的建議。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環境政策部副主任董戰峰直言，“很多問題說白了，就是激勵和錢的問題，企業的資金問題特別重要，應建立長效機制。”

污水處理廠常“背鍋”

污水處理廠成為污染源，很多情況下是被動“背鍋”。

       截至2018年，前端企業偷排、超排的情況常常發生，生態環境部向社會公布的2018年季度主要污染物排放嚴重超標的78家污水處理廠中，36家污水處理廠超標就是因上游來水超出其接納標準，導致其治污設施故障頻繁，運行不穩定造成的。

       對此，環保組織綠色和平污染防治項目主任鄧婷婷分析稱，這其中包含多重問題，“首先，前端企業預處理水排放的信息，沒有相關監管部門*掌控情況。”

       同時，鄧婷婷介紹道，目前污水運輸的管網部分也沒有部門監管。在這一環節，前端企業可能通過管網偷排、超排，而一旦管網發生漏損，便會由于監管主體不明，導致管網泄露難問責。

        污水處理廠對上游單位污水排放情況掌握不全面，也是導致其由治污轉向致污的一大原因。因此《中國工業園區污水處理管理研究》報告建議，逐步理清污水處理廠進水來源是保障其穩定達標運行的當務之急。

       這一情況有望在排污許可證制度完善后得到改善。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副教授田金平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在今年10月底排污許可證制度全面推行之后，污水處理廠就能明確掌握來水的信息，可能會較好地避免因被上端企業超排污水而導致被處罰的情況。

       資金問題也是污水處理廠一直以來面臨的難題。我國目前的污水處理費用較低，并且對不同地區、不同工業園區廢水處理成本存在差異的情況，沒有進行考慮，導致有的污水處理廠的收入并不能覆蓋成本。

       對此，董戰峰表示，未來是要考慮到差異性，全面建立合理的污水處理收費機制，實現收費的成本要覆蓋掉廢水處理運營的成本。

入不敷出難題

       資金缺乏，一方面讓部分因初期設計能力不足、工藝落后的污水處理廠較難進行提標改造；另一方面讓已建好的污水處理廠運營困難。

       而2018年以來，環保企業面臨的困境讓這個難題更加復雜。自2013年起，水處理板塊曾大量引入的PPP模式，在經歷了幾年的激進擴張后，2018年在金融去杠桿的政策大環境下，遭到了清理整頓。許多PPP項目的中標企業陷入財務困境。

       國內水處理上市公司碧水源、博天環境等一大批國內民營環保企業目前開始引入國資，依靠國資股東的實力，緩解股權質押及減持風險，多方面提升公司經營實力。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在上馬PPP項目時，沒有將特定基礎設施運營費用納入財政預算，或者相應預算額度嚴重不足，且又沒有明確穩定的付費資金來源，導致其無法按時足額支付企業的相關費用，令企業應收賬款居高不下。

       2018年，旗下運營著704座污水處理廠的企業北控水務被生態環境部點名批評長期超量排污。其后，據《中國環境報》報道，北控水務在出具的掛牌督辦專題通報中指出，旗下的大石橋污水處理廠的超標，除了進水持續惡化等多種因素疊加而成外，截至2018年6月末當地主管部門累計欠費4497萬元。

       來自水務企業的一位業內人士表示，有園區所運營的污水處理廠創造出了新模式：對接的上端企業沒有做任何的預處理，便可以直接排放到他們的污水處理廠，從污水全生命周期來看，它是省成本的。“我們希望看到政策和監管層層面能給予企業和污水處理廠更多空間來做這件事。”